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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1 11:04 | 来源: | 浏览 ：次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发展若干年后的现实是，病人依旧“看病难、看病贵”，医护人员依旧在抱怨“收入不上涨”，业内人士仍定调为“分配永远不合理”。

 

 

　　“人吃五谷杂粮，谁还没个头疼脑热。”

　　这个大众的普遍共识，促使医院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如今的现实依然是，几乎所有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都会说，“医改”前后变化不大，病人依旧“看病难、看病贵”“医生依旧收入不上涨”“分配永远不合理”。

 

一直上涨的医疗费

 

　　“真的是看不起病，最后就会流脓流死。”

　　在吉林省白山市第一中心医院从医14年的神经外科大夫张景福（化名），对记者回忆起10年前收治的病人刘岩（化名）当时的状况时仍心有余悸。

　　刘岩是当地的一位煤矿工人，2002年因事故砸伤了头部需要做开颅手术治疗。

　　“到我这的病人都是重病号，他当时前前后后已经过了4次手术。”张景福说，第一次开颅手术总共花费了3万多元，对于刘岩来讲这已经让全家举债了；第二次间隔了一年半，虽然不用再次开颅，但补骨依然花费了1万元，手术两次需要的同一种药品前后涨了60多元，而这个时候刘岩已经在欠医院的费用了。

　　“我后来给他用药只能用最便宜的药。”张景福对记者回忆，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在帮刘岩省钱，护士的注射费用能不开就不开，需要开的换药单有时候也不开了。

　　这种情况下，刘岩依旧付不上医疗费。“他老婆一天就吃一个馒头。”张景福回忆的时候唏嘘不已，刘岩饭都吃不上了，当时科室里的大夫和医生还捐款近1000元帮助刘岩渡过难关。

　　“最后还有块头皮没缝上，就那么露着，流脓流水，一旦感染发烧就会非常危险。”张景福说，刘岩实在没钱了，就那么露着血淋淋的头皮离开了医院。“走的时候看我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痛苦、期盼、愧疚、失望很多种情绪在里面。”张景福告诉记者，最后欠医院的千元医疗费只能由医院承担。

　　医疗改革中最让人诟病的“以药补医”，在医界是公开的秘密。给病人开的检查费和药费越多越贵，医生得到的补助就越多。

　　65岁的徐佳慧曾经是吉林市冶金工厂职工医院的儿科大夫。“我给小孩开药的时候本来可以开8元的‘青霉素’，但那时为了效益常常给开20多元‘磷霉素’。理由是青霉素容易过敏，一旦出现事故来不及送大医院。”徐佳慧告诉记者，刚开始自己还不适应，但月底汇总时，别的大夫开药5万元，自己只有不到2万元。没有给医院增加效益的她被主任谈话了两次。此后她每个月也基本开出了5万元的医疗费单子。

　　徐佳慧去年在北京市朝阳医院检查出淋巴癌早期，无比担心的她为了确诊特意花500元的高价号到北京市协和医院看病确诊。“一般来讲是先通过B超异常再核磁共振检查，那个大夫还没给我确诊癌症，就开了一种放射性核磁检查，这个检查是看癌症是否转移的！所有的检查都开了，就没有给我开B超。B超120元、核磁800多元。10%的提成她肯定能拿到。”徐佳慧气愤而又无可奈何，进了医院就得听大夫的，“有啥别有病！”

鸡肋的医疗保险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2015年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介绍，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78亿人次，同比增长6.6%。全民基本社会保险体系覆盖13.25亿人，参保（合）率保持在95%以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自2009年8月我国启动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后的三年时间里，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加人数达到47292万人，比2008年增加49%。新农合参保率从2008年的91.5%提高到2011年的97.5%。

　　尽管医疗保险的受众扩大了，以前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看不上病的情况有所改变，但在医保范围内，看病依然很贵、报销的部分依然有限。

　　张景福告诉记者，由于神经外科的手术基本上都是重症病人，都是在医保的范围内，但很多病人能报销的比例只有60%，40%的费用还是要自己承担，因为很多药不是医保范围内的。

　　前不久，湖北人马运的老父亲患病入住湖北省钟祥市人民医院综合科。这次的总费用是2000元多一点，老人办有农村合作医疗，也属于农村低保对象，结果最后还是掏了847元钱。他很奇怪，以往没医改前只需掏200多元，这次多出了600多元，他问结账窗口，回答说是市卫生局制定的，检查费的一半需自己出。如果不是低保对象要付1500多元呢。后来他才发现医院开的部分药品医保还不予报销，但由于治疗的需要又要用，只能这样了。

　　医疗保险报销的基本起点在老百姓的嘴里叫“门槛费”，只有超过这个标准，才会报销。一般的城市门诊报销起点在1300-1800元之间，但这个标准对于很多病人依然过高，因为普通的感冒发烧在医院可能就要600元左右的费用。

　　“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不住院是报销不了的。”这是所有异地居住的居民对医疗保险的最大感触。籍贯在哈尔滨的白洁住在北京的女儿家里，2013年因心脏病突发入住了北京市朝阳医院。由于病发突然，没有床位只能在急诊室里抢救，三天后才办理了住院手续。

　　“妈妈住院治疗一个月，虽然没有手术但花费了5万多元钱，最后只报销了2.3万元，急诊的三天花费了8000多元一分也不报销的。”白洁的女儿李爽告诉记者，自己母亲的大病医保是2008年开始的，当地规定退休人员在外地看病只报销85%。“除了门诊（急诊）不给报销外，有些治疗心脏病的药也不报销。”白洁说。

不合理的政府投入

　　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在今年两会期间坦言：“实际上，中国目前没有一所公立医院，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现在的医院，93%都要靠自己去挣钱发奖金、发工资、买设备，只有7%的钱是政府投入的，所以医院的整个结构就是趋利性的。”

　　在黄洁夫看来，国家其实对医疗卫生投入不少，从2005年的8000多亿元到如今的3.1万亿元，“你不能老说政府不给钱，如果机制、体制不变，医改很难走出困境。”

　　“政府同时加大医生补助和患者的补助，才能改变目前畸形的医疗状态。”张景福认为，国家医改很多政策性的导向是没问题，但地方变化不大甚至没有变化的根源是“没钱玩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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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财政新增投入的大部分被浪费掉了，流向了医院、医生、药房和制药企业，他们的收入大幅增加，但患者得到的服务和质量没有相应提升，投入产出比很低。”关于资金投入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国认为，目前对药品采购和价格的管制政策是医改中的最严重问题。

　　“医改的大部分资金投入都花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方面，这是大头。”2014年5月初，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表示，我国在医保方面的补助每年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单以新农合为例，，每人每年的补助额度就已比启动之初涨了十几倍。

　　“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多年来，我们都是在从经济的角度规划医改而非人的角度，完全忘记了以人为本的初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曾明确表示，新医改看上去很热闹，但由于没有抓准突破口，即便投入再多的钱效果也不会太大。

　　“多年来，我国一直沿袭‘以药补医’的历史，最终导致药价虚高，老百姓看不起病。如今，新医改一直想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杜绝这种模式，但一直注重对‘药’的投入，而忽视了对‘医’的重视，而‘医’的问题恰恰是人对人的服务，也就是说，财政投入的重点应该是两头，一个是患者，另一个就是医生。”唐钧表示，“重药轻医”最终使得财政的钱花了不少，但却花不到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