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视阈下媒体从业人员心理健康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客观上带动了以采编、收发信息为主要任务的新闻行业的日益壮大。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已越发离不开新闻机构的健康发展，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而不容忽视的职业群体。目前，我国该职业群体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从事着比较繁重的工作，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和经济诸多方面的压力。重要的是他们服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人群，每一个人都与新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可能成为媒体人员的服务对象。因此，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着其自身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而且关乎整个社会新闻行业的长远发展。

　　世界的发展趋势已经证明，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地震、饥荒、病菌或癌症，而恰恰在于人类自身。在知识经济时代，快节奏、高风险、高竞争和高压力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成功的机遇和成名的可能，还有更多无法回避的心理重负和挑战，后工业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传媒从业人员得抑郁症甚至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让人们不得不对传媒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给予更多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试在文化哲学视阈下，探析媒体从业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机制，冀以找寻出其源头，为解决问题、促进媒体自身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借鉴和有益参考。

　　一、文化哲学：“人”的生命价值的回归和提升

　　现在，文化哲学已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显学，然而遗憾的是，因其理论边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国内外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具体明确的定论，文化哲学研究领域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挑战。但一般而言，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文化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探寻文化本质、特征及其规律，建构对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性反思的哲学理论。因此，，研究文化哲学，抑或从文化哲学层面分析其他社会问题，应首先从分析文化及人类文化实践活动开始。

　　1.文化及其本质

　　笼统而言，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成果，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是一种相对于有形物质、排除了人类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部分的精神性存在。广义文化又称大文化，着眼于人类卓立于动物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一种表征性存在，即打上人的实践活动烙印的客观存在。

　　人类生存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主要包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前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强调“以文化人”，把文化作为国家统治、感化臣民的手段或正道，不管是市井社会，抑或人本身都融入了“以文化人”的痕迹。与之相对的是，西方文化更倾向于自然的人化，讲求“以文化物”，以发展和完善人自身的需要为依归对大自然进行改造。或许正是由于理念指向的不同，西方文化由于其外向投射性，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发展出了璀璨先进的自然科学文化，而东方文明由于其内向投射性，注重人自身的修为，产生了非常完备的伦理文化。但不管是注重“以文化人”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偏重“人化自然”的西方文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共同的，即“人化”，“都是人本质所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 ①，这种“人化”植根于自发的文化模式或自觉的文化精神之中，内在于人的各种实践和主观意识活动以及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既制约着现实总体中的人的发展，又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

　　2.文化哲学的产生及其内涵

　　文化哲学玄幻无际，难以攻关，故今无定论，但笔者以为如果换个思路想问题，厘清文化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以及衍生过程，或许能够为更加明朗地研究这一课题及其具体规定性提供建设性启示和思考。

　　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哲学的终结”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在后现代主义一系列的反对中心，否认本质，消解结构的冲击下，‘哲学消亡’论似乎也让人无可奈何。事实上，近代黑格尔哲学以后的哲学面临又一次巨大的哲学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哲学面临失去传统哲学的三大研究对象：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灵魂（精神界）。”②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通过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洗礼，将人从上帝和神性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承继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衣钵，充分肯定和赞颂人的精神性自由和价值性追求，高扬理性之光芒以驱散现实社会专制之流毒。理性主义战胜了上帝的神威，使上帝在哲学世界的地盘越来越小。19世纪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三大发现的问世以及技术化进程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越来越多地从自然物中直接攫取或加工改造的食物走进人们的物质生活，宣告了哲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神秘性研究的破产，传统哲学的生存道路再次被挤压。而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冯特开创的实验心理学以及心理实验室的创立，使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统治而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人们开始运用实验法而非哲学思辨的方法去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使灵魂逐渐在哲学研究对象中脱离出来。这导致哲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化，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面临巨大危机，而其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范式的结合，使这种危机性和它本身的局限性——追求严密的理性逻辑、绝对真理与普遍规律，脱离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忽视人的存在性价值，剥夺人类特殊性和差异性，借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建构自己的哲学机制——变得更加严峻、更加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