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不能再犯“颠覆性错误”

内容：
2015年2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撰文《医改不可犯“颠覆性错误”》，说医改存在“颠覆性错误”的危险，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趋势取代了公益性、公平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果真如此吗？ 6年来我们的医改有过市场化吗？ 6年医改不正是按照江宇及其恩师北大李玲教授鼓吹的行政干预模式进行的吗？6年来在行政干预模式下：一是各级财政投入3.2万亿元；二是所有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执行卫生部门主导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零售价执行加价率管制政策（顺加15%、零差率）；三是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行政化，吃大锅饭；四是县级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改革，中央财政给予补助；五是医生身份行政化，薪酬体系按照公务员的标准；六是管办不分。

一、江宇推崇的行政干预医改6年的结果

1、老百姓个人支出不降反升，看病更贵了

2014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医改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虽然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底的34.4%，但个人支出上涨了64.31% ，老百姓看病更贵了。

2、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十倍、十几倍甚而几十倍,医生拿药品回扣泛滥成灾

医改6年来，央视报道药价虚高、医生拿药品回扣的事例



2013年福建漳州医腐案，漳州所有公立医院、95%的医生拿药品回扣，回扣退款高达2049万元；2014年新京报曝出浙江金华3家医院127名医生拿药品回扣，金华卫生局纪委工作人员也坦陈公立医院医生拿药品回扣很普遍。

3、回扣刺激医生药物滥用谋财害命

医改6年来，回扣刺激医生滥用药极其严重谋财害命。我国大输液年人均达8瓶，是世界人均的3倍。我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约138克，是欧美国家的10倍。据中国红十字会非正常死亡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很大部分是不安全用药）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

4、医患冲突更加尖锐突出

医改6年来，医患纠纷高达9万多起，每年有10000多名医务人员被殴打，病人砍杀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世界罕见。

5、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导致权力寻租普遍，腐败盛行

医改6年来，湖南、重庆、广东、湖北等省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窝案频发，腐败盛行。2015年2月8日媒体报道安徽16家公立医院院长收受药品器械贿赂而落马，出现“塌方式”腐败，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形成窝案串案。

6、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大医院门庭若市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赴六省市的医改调研发现，医改6年来，城市大医院门庭若市，门诊量超万人的医院数目大大增加，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政府强力监管下并未能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人员待遇和设备、硬件得到提升，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反而下降，不少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十分冷清。

7、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但保障水平低，医保基金入不敷出濒临崩溃

医改6年，我国医疗保险覆盖超过95%的人群，这是唯一的成绩，但是保障水平很低，且医保基金入不敷出濒临崩溃。《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年平均增幅为33.20%，而支出的年平均增幅为34.39%，预计2017年就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预计在2017年新农合的累计结余将为负数，至2020年支出将比当年筹资超支15.38%。

请问江宇，上述恶果难道是市场化导致的吗？这些恶果不正是你江宇、李玲推崇的行政干预医改导致的吗？6年行政干预的医改不仅已经犯下了“颠覆性错误”，更是制造了一场人类的灾难。

二、驳江宇“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趋势取代了公益性、公平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

医疗卫生市场何时有过市场化？医改6年来，财政加大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2013年财政直接投入公立医院1297亿元，相比2008年翻了一倍，年均增幅超过20%。公立医院在药品、器械、设备的采购、价格以及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审批等都受到严格管制。医生是单位人，而非社会人，医生工资按照公务员的标准。

县级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改革，中央财政按照每个县300万元的标准进行补助，1011个试点县补助合计30.33亿元。

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行政化，吃大锅饭。自2009年-2013年，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建设投资、重大设备购置、改造维修等财政投入高达1300多亿，化解基层医疗机构的债务还投入数百亿元，每年用于增加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绩效工资补助数十亿。

截止2013年公立医院13396家，占医院总数的54%，公立医院床位数386.5万张，占到医院总床位数的84.4%，就诊人次24.6亿次，占医院总数的89.85%，公立医院的医生占到医生总人数的90%以上。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领域取得的成绩证明，凡是市场化、以盈利为目的的领域都物美价廉，既不难也不贵，而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坚持行政干预，强调公立医院公益性，不以盈利为目的，结果是老百姓看病既难又贵。

三、驳江宇混淆是非的若干说法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一：江宇将卫生总费用上升，老百姓费用负担不降反升、医患矛盾更加尖锐等严重问题归咎于市场化

江宇说“2007年到201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从1.12万亿上升到3.2万亿，6年上升3倍。药品制造业产值从5800亿元上升到1.83万亿，利润从556亿元上升到1787亿元，药品流通产值从4026亿元上升到1.12万亿元，都翻了三倍。职工、居民和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3.8%、44.9%、38%，远低于有效分担风险的水平。医患矛盾更加尖锐突出等严重问题。”江宇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化，简直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因为6年医改从来都没有过市场化，江宇说的这些严重问题正是按照江宇、李玲推崇的行政干预医改进行的。江宇故意混淆是非，无非是想将管制的结果变成管制理由，成为他们进一步加强行政干预医改的借口。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二：江宇说最大的教训是美国，说美国医疗待遇严重不公平。

江宇说美国卫生费用占GDP18.5%、4000万人没有医保。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4000万没有公费或私人医疗保险的低收入人群，可以选择购买一份大病保险，保费比较便宜，每月仅需数十美元，发生住院或者重大医疗情况时保险公司会给予报销。对于看病后确实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人群，美国政府是全额买单的；美国绝大部分医疗费用花在对患者的临终关怀；美国任何地方发生灾难，医疗急救15分钟之内赶到。这些才是美国卫生费用占GDP18.5%的原因。江宇无视美国市场化医疗体系让美国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设备技术、药品研发创新和生产技术世界一流的事实；无视美国医疗服务的范围、内容、质量与我国天壤之别，统计口径也不一样的事实。江宇以偏概全，误导领导和民众。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三：江宇说我国台湾大力发展民营医院教训不小。

而事实是，我国台湾医疗服务体系是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评估《世界健康排行榜》时，综合各项指标，将台湾列为世界第2名，仅次于瑞典。截止2012年底我国台湾总计有502家医院，其中公立医院82家，仅占16%，民营医院420家，占到84%。可是全球前200大医院中，台湾就占了14家，仅次于美国及德国，排名全球第3，亚洲第1。有这么好的“教训”我们大陆何不拿来效仿呢？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四：说我国历史上两次教训，政府主导的程度越低、商业化、市场化成分越高，成本就越高，公平性和质量就越低

江宇认为市场化，医疗资源就向私立医院集中，患者看病更难，让公立医院人潮拥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然而事实上正是江宇、李玲推崇的行政干预医改强化了公立医院垄断，制造不公平竞争限制了民营医院的发展，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行政化把病人赶向大医院，才导致当今公立医院人潮拥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邓国营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民营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费用显著低于公立医疗机构，而且以患者满意度与就诊等待时间来测度的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高于公立医疗机构（邓国营等：《医疗机构性质、医疗费用与服务质量》，载《经济评论》，2013（1）：P.120-129。）

江宇说 “医疗费用暴涨、医保亏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医患矛盾更加尖锐，党政干部和利益进行利益交换输送，引起腐败，损害共产党的威信和形象”，这些不正是江宇、李玲所推崇的行政干预的医改导致的吗？因为时至今日，我国医疗卫生根本就没有过市场化，而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江宇、李玲推崇的行政干预模式进行的。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五：政府购买服务是思想上对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迷信

“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大、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其中政府购买服务正是简政放权的具体体现，而江宇却给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戴上“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帽子，用文革那一套戴帽子、打棍子的手段来阻扰改革。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六：江宇说一些部门推动健康业发展，以美国为参照，是思想上对西方的迷信根深蒂固

江宇说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18.5%是其卫生体制的弊端，说美国医疗待遇不公平。然而世界卫生组织从“病人安全性”、“效率”、“成本”、“可及性”等指标综合排名，在190个成员国中，美国排名37，而我国排在144位，若按“效率”排名美国第一。一惯推崇英国政府主导模式、反对并抹黑美国医疗市场化模式的北大李玲教授，最近也在微博上说“我国09年住院人数是7千多万，2014年住院人数是2亿，门诊量76亿，对比美国，美国人均一年看病4次，我们人均5次，美国住院人数占总人数低于8%，我们15%，还有超过美国人口的高血压、糖尿病人等。”李玲教授着实狠狠地扇了自己和江宇一耳光。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七：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办医上，，过度照顾资本利益，站错立场

鼓励社会办医、发展商业保险，符合十八大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国办发【2010】58号）以及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0号）的文件精神。

而且2014年8月27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强调“深化医改，要政府和市场“两手并用”，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形成合力，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多层次健康需求。”无论是国务院文件还是李克强总理的讲话，都是支持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并不是江宇所说的基本医保走向商业化。李克强总理说：“保险业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之一，具有很强的带动就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一些地区用部分财政投入购买商业保险，产生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效益，这样大病保险才有了支撑。”

江宇表面上肯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赞同改革，实际上有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扛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党中央，危言耸听，目的是要继续维护卫生主管部门权力，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其心可诛。不仅如此，江宇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职人员，还公然对抗李克强总理、抵制国务院文件，吃着国务院的饭砸国务院的锅，跳梁小丑的嘴脸暴露无遗。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八：江宇说医药利益集团固化是有关部门放任利益集团做大

江宇说医药利益集团固化是有关部门放任利益做大，这一点江宇还真说对了，不过，出现这一结果不是市场化导致，恰恰是江宇、李玲推崇的政府主导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导致的，正是这一招标模式让“高定价、大回扣”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虚高定价大发其财，而招标的相关部门、医院管理者、医生等等都享受着巨大的腐败利益，行政干预药品招标让他们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牢不可破。而导致这样的结果，江宇及其恩师李玲教授“功”不可没。

江宇混淆是非说法九：江宇说卫生领域的国家治理能力还不强。

江宇说卫生领域的国家治理能力还不强，这个可真是冤枉了卫生主管部门。事实是卫生主管部门执行力、管控能力极强。在当今举国体制下，卫生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将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江宇、李玲教授推崇的行政干预医改模式执行得极其到位，决不允许有半点市场化的苗头。真正搅混水的正是推崇行政干预医改模式的江宇、李玲，你们无视6年来行政干预医改犯下的“颠覆性错误”，无视6年来行政干预医改给我国患者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继续为利益集团代言，维护他们的利益，抵制、抹黑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阻碍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