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镇，相关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同时，“十二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越来越多的人口威胁着水电、交通、环境及城市设施等关键城市系统，尤其是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拥堵、环境污染、就医难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一系列“城市病”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深度考验着城市管理的应急和通变能力。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各类城市亟需解决的“城市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日趋严峻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近年来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对于大中型城市来说，许多城市纷纷陷入交通困境：拥堵问题严重，高峰时段“举步维艰”，造成城市“肠梗阻”。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530万辆，市区交通拥堵时间已达每天5小时，交通拥堵范围正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高峰时段，所有环线道路、主要大街、交通枢纽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拥堵，市区晚高峰拥堵路段达到峰值，状态“惨不忍睹”。

此外，交通拥堵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一方面是城市交通事故增多，另一方面因尾气排放导致的城市空气污染加剧，这不仅仅干扰城市功能的发挥，甚至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衰退。近两年，交通拥堵以及雾霾已经渐渐成为北京的代名词，严重影响了城市品牌形象和市民生活水平。除了一线城市，很多旅游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交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宁波就提出城市交通拥堵是其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2、资源不断枯竭，环境继续恶化，可持续发展成空中楼阁

在“人多地少”、“农民多市民少”的总体背景下，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环境与资源压力不断增大。

一是能源资源方面。在中国城市是消耗能源资源的最大主体，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近年来，能源面临的短缺和枯竭情况日趋严重，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踵不断，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同时，能源资源浪费现象在一定程度还广泛存在，例如部分城市过度追求“城市亮化”导致的电能浪费，城市部分照明温控设施常年不间断使用等等。

二是环境方面。城市的人口和产业比较密集，再加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近些年城市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逐步凸现出来。首先是空气污染，因城市大气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各类投诉不断上升。煤气燃烧污染、工业废气、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已成为主要污染源;其次是污水污染，我国城市污水排放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严重污染城市水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是造成城市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水污染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引发了多种疾病，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再次是噪音污染，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处于中等噪声污染水平，城市噪声污染投诉在各类环境污染投诉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最后是固体垃圾污染，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已成为全球城市建设和人类生活最严重的公害之一。此外，雾霾天气、温室效应也越来越受关注，甚至“城市亮化”工程导致的光污染对人体伤害也极大，近年来有关光污染的投诉率不断上升。

3、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突出

医疗服务是保障民生的主要领域，当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难点和问题：一是看病难，主要表现为对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基本医疗服务难，对于高收入群体是特等医疗服务难，此外还存在挂号渠道单一导致的挂号难问题;例如苏州“看病难”、“看病烦”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和民众的痛点，二三级医院挂号需要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居民彻夜排队排一个专家号;二是看病贵，对于城市中低等收入群体而言，在治疗过程中医疗费用偏高，多数患者难以承受;三是医疗事故频发，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和矛盾的激化。诸如治疗后身体不适、没有达到预期、甚至抢救无效死亡等等;四是服务差，医疗服务的及时性较差，医院服务能力以及标准化服务流程制度尚未建立，也是引起患者不满及医患纠纷的导火索之一;五是管控难，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不合理，医院“以药养医”，以“高科技检查养医”，存在很大程度的浪费。

4、城市管理低效，安全形势严峻

近年来，我国城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一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给城市居民正常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当前社会各类矛盾的存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激化导致城市犯罪率高居不下。以中国敦煌为例，社会治安一直是政府头疼的问题，城市犯罪率较高，刑事案件由2008年至2011年每年递增18%，城市居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受到威胁;三是城市“快跑”过程中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不足也令人担忧，城市灾害频发、类型多样、影响面大，例如城市干旱、飓风、地震以及暴雨导致的内涝等事件逐渐增多;四是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及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毒胶囊、瘦肉精、台湾塑化剂事件、地沟油、违禁药物在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上的滥用等事件频发。

5、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功能缺失问题尚存在

当前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范围不全面，导致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是救助对象冒领错领，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9041万人项，查出7万人冒领待遇11807万元，已追回11389万元;二是高失业率彰显了社会保障工作的缺失，2013年中国首次向外公开了5%的调查失业率;三是结算支付不便捷，无法异地和实时结算、报销，基本保障形同虚设，分散办理不方便;四是社保资金挪用和欺诈行为层出不穷，例如不清楚钱的去向，无法监控资金挪用，缺少严格的监管手段，欺诈防不胜防;五是政策不接地气，社保相关制度和文件的出台不能更好地结合本城市的实际情况，未经过一定的实际调查研究就仅凭经验作出决策，导致政策和条文成为束之高阁的花瓶;六是服务差，相关的社保服务热线用起来不方便，投诉无门，查询无果。有关社保的办事流程流程繁琐，救助不及时、不到位。

6、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城市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养老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民生难题，尤其是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来临的大背景下，再加上中国人口结构的复杂变化，导致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一是机构养老住不起，对于一些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来说，尤其是退休金微薄甚至是没有的孤寡老人，住养老院对他们来说经济压力负担太大;二是服务不贴心，不能提供实时性、预防性、补救性、发展性的全方位服务内容，不能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导致服务满意度较低;三是不专业不规范，对于养老涉及的相关产业投入建设不积极，相关成本难控制。此外，还存在养老机构不实用、布局不合理、规模小、舒适度低等问题。大多民办养老院存在环境差，设施陈旧简陋，护理员专业知识缺乏、责任心不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四是服务内容少，在社会养老服务方面还存在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导致的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等问题;五是不够用不实用，不够用主要体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办养老院缺口数量大，存在“一床难求“和排队等床的现象，不够用还体现在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上。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养老院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缺口也很大，全国所有养老院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两万多人。

在这一系列城市病的频发和拷问下，“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应运而生，伴随着智慧城市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我们看到政策层面的积极导向，建设厂商和服务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推行城市取得的良好成效，当然随着这一新事物的推广和实践，各类问题也逐步凸现。

纵观“智慧城市”发展历程，2009年9月由美国IBM公司首次提出;2011年9月中国工信部将“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规划;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国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工信部公布的试点名单140多个，41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还指明了网络信息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六个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

随着2014智慧城市落地元年的开启，伴随着智慧城市第二轮发展浪潮，将有更多地城市及区县加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行列，各个试点城市的项目或将陆续落地，未来10年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投资有望达到2万亿元。同时信息的开放互联、技术的融合发展、管理的服务变革正在成为推动智慧城市有序发展的动力。当前众多国内城市把建设智慧城市作为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智慧城市建设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例如北京提出要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加快向世界城市迈进;深圳把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突破口，打造功能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宁波提出把智慧城市作为提升科学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的动力和方向，重点建设六大智慧产业;上海提出云海计划，为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云计算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持。总体来看，对社会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程度较高，在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中，优先发展民生、城市管理等社会应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占比72.7%，其他城市以产业或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关注重点。

不能忽视的是，在智慧城市建设“高歌猛进”的表象之下，一系列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引起了业界的广泛重视及讨论。一是许多城市对自身发展基础和现状认识不足，在未能透彻领会智慧城市内涵和精髓的情况下一哄而上，盲目建设和投资，或一味追求新概念，而成为虚有其表、相互攀比的“面子工程”;二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目标及思路不明确，功能重复，同质竞争下导致的“千城一面”，在实际的使用中无法契合城市的实际及个性化发展需求;三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模式和商业模式缺乏整体性及可持续性，一旦地方政府热情减退或资金断裂，项目就成为“昙花一现”的无源之水，一切都成为空谈;即便是政府投入巨资完成，也因为忽略了市场及市民需求而局限于“政绩工程”;四是智慧城市项目体系庞大，但是多数城市在实践中却缺乏项目管理机制，信息孤岛、技术支持和衔接、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等问题比比皆是。

伴随智慧城市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面对当前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的争议越来越大，业界开始出现两批阵营及核心论调，即智慧城市万能论和无用论。而在日立咨询和鼎韬咨询联合研发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法论》中提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独谈“万能”或者“无用”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必须认清智慧城市不是“万灵药”， 科学规划、适度发展才是正解。那么，究竟智慧城市这味药在哪些领域效用最大呢?通过深度研究国内外优秀城市智慧建设实践经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解决部分城市病上具有奇效，如果城市管理者能够科学有序地加以计划实施，就能够达到为本城市发展中的难点和问题“把脉问药”的良好效果。下面以交通为例，说明智慧城市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能够发挥奇效。

诸多城市的亲身实践证明，智慧城市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针对交通问题取得的成效十分明显。首先，采用GIS、物联网、大数据、监控技术、智能分析决策等先进技术，研发的公路交通网络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调度管理系统、电子站牌诱导系统、电子警察系统、仿真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不停车收费系统、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等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这一问题。例如斯德哥尔摩的交通拥堵收费系统，采用交通拥堵收费、事故信息诱导、低碳环保检测等手段，从2006年开始试用智能交通系统，到2009年实现交通堵塞降低25%，交通排队所需时间降低50%，出租车的收入增长10%，城市污染也下降了15%，并且平均每天新增4万名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韩国富川市推出的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使交通量数据的精度从50%增加到90%，实时交通数据准确率提升了40%。

其次是交通事故频发难题，通过市内交通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调度管理系统，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车辆运营销量，降低事故发生率。智能交通信号系统，可以优化城市路口流量、平衡人车通行需求，减少高峰时段运行时间，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电子警察系统和仿真分析决策支持系统，有效规范了执法行为，优化交通环境，减少交通事件的可能性。例如新加坡推出的路边停车电子收费系统，让驾驶者可以直接通过安装在车内的车载读卡系统缴费，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化解社会矛盾和降低投诉时间，而且有效地降低了16%死亡率，7%的受伤率。

最后是城市交通污染问题，不停车收费系统的研发成功，利用车速感应、RFID、电子支付等手段实现自助扣费、不间断通行，改进了人工干预和停车交互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燃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例如浙江不停车收费系统使得2011年浙江省8万ETC用户共实现不停车收费900万车次，日均2.4万辆次，累计减少碳排放585吨，节省燃油消耗约27万升——平均到每辆车，每年能节约3.375升燃油，至少省下1小时等候收费时间。此外，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确保在交通流量最多时绿灯时间的最大化，并能在交通高峰时段根据具体需求调整交通信号的循环时间，使得6年减排15万吨CO2。

我们看到，面临当前各类城市病的不断涌现，智慧城市成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不可越过的必需手段。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来临，如何抢占其制高点进而不被智慧城市新一波浪潮抛下，以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给我们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机遇。随着十八大的召开，2014年全国城镇化规划的出台，相信智慧城市必将在中国城镇化历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未来如何精准分析城市治理各要素的内部联系、做好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以及更好地实现顶层设计落地尤为重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国内智慧城市最新进展，及时为您解读和分享我们的研究观点和见解。

作者：鼎韬产业研究院高级咨询师 李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