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院士的医患关系实验：一些医生的冷漠从何而来？

　　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

　　全场都被这个微信签名是“干掉熊猫，额就是国宝”、“阳光美丽、全场看起来最不像患者的患者”李美感染了，她收获了比三个院士还热烈的掌声。钟南山也说“自己深受教育”。

　　坐在后排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陶霞大夫，内心颇不平静。她说，她反思的不是留下来的病人，而是那些离开她的病人。“就像踢进去的足球，都知道那是好球，可那些没进的球呢？”

　　一名癌症专家说，自己毕业30年了，从没上过医学人文课，可一个医生如果不懂医学人文，就像“披着白大褂的野蛮人”，，就会在工作中撞得头破血流。他感谢李美这样的病人，也感谢“在我手里死去的病人”。

　　这样的感谢，在解放军总医院编写的《名医手记》里也有。第一篇就是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院士的文章，他没有讲自己的光辉经历，而是讲了自己年轻时一次失败的教训：在一场普通的手术中，病人突然出现大出血。由于自己过于轻率，在术前没有备血，造成十几岁的患者死去。孩子的父亲很悲伤，但还是握着姜大夫的手感谢他。这让姜泗长惭愧了几十年。

　　2008年去世的裘法祖院士，在他90多岁时的一次报告中，讲述了他在德国做外科主治医师时，为一个普通妇女做阑尾手术的故事。手术做得很好，但是由于其他原因，这个妇女竟然死在了医院。当时，德国导师看着他，板着脸，说了一句让他牢记了60年的话：“她，是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母亲啊！”

　　儿童医院的张金哲院士也曾说，60多年前，自己学医时读《柯氏外科学》，扉页上大字印着“先交朋友，后做手术”。可后来新版的《柯氏外科学》扉页上的警句不见了。“患者把命交给一个不肯做朋友的人，岂能放心？”

　　会场上，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展示了一张图片：18世纪著名画家格雅画了一张画，画中的病人就是格雅本人，医生在一旁扶着他，端了一杯水，手里什么药都没有。

　　在王一方眼里，这杯水就融着医患“共情”，他认为医患共情是共同决策的基石。

　　王辰院士说：“现在强调医患共同决策，是在以往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决策和作用，这不仅仅是新的名词，而且是一种新的观念，也必然成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可也有医生质疑：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了，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医生会“共情”、“共策”吗？只怕是“矫情”了。 现在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门诊患者在两分钟内可完成病情陈述，并且问诊医生们均认为“患者提供了重要信息不应被打破”。但现实中，不少患者的陈述往往在数十秒内即被医生打断。

　　尽管现状如此，一些学生在钟南山身上，还是看到了“共情”：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那栋老旧的门诊楼里，钟南山的诊室很简陋，查体的“床”是一排靠墙的矮柜子改成的。他在门诊看一个病人，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他数十年的“习惯动作”是——轻轻地走到病人的床前，和蔼地拉起病人的手，摸着病人的额头，靠近病人细心倾听。检查患者的口腔时，他把自己的头凑到和病人距离不到20厘米的地方细细观察。

　　有医生说钟南山让病人、医生都安心，“他就像那种孩子玩具坏了，他一来就能修好的父亲”。

　　中午自助餐时，钟南山顾不上端起盘子，就被一群粉丝堵在墙边求合影。钟南山把最多时间留给李美，这对医生和病人聊了很久，最后李美笑着说：“哎，如果我年龄大些，就不那么在乎了。”

　　曾经70岁还向公众裸上半身，露出肌肉，如今每天跑步、床边装单杠的钟南山很不服气，笑称：“你是说我这个年龄就应该无所谓了，是吧？”

　　郑家强院士和程功也进行了亲密会谈，郑院士建议程功，在父亲走前，找个轻松聊天的机会，问父亲一个问题：您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吗？程功几乎含着泪点头：“遗憾这个词，比遗愿好接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