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ICU，再圆医生梦

　　重回ICU，再圆医生梦

　　作者：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办公室吕一平

　　2005 年，当我从医院调入市卫生局工作时，在脱掉白大褂的一瞬间，心中有太多的不舍和遗憾。毕竟在医院做了21 年的儿科医生，一下子放下听诊器，总觉得身上少了点什么。八年了，我依然愿意对第一次相识的朋友自我介绍除了公务员，我还是个医生，也幻想着或许能在退休后到社区去重新做一名儿科医生，再圆一次医生梦。没想到，“双体验”活动让我提前圆了这个梦。

　　选择跟随儿童医院急救中心钱素云主任体验有两个原因，一是89 年我曾经在那里进修学习半年多，对ICU 留下了感情，与钱主任也算是老相识了；二是想再一次走近她们，看看她们的变化，重新体验八年前的感受。

　　八月间，踏着盛夏的炙热阳光，我进入了医院，选择了跟钱主任半天专家门诊和半天查房。一天的体验实在短暂，但却从钱主任和PICU 医务人员繁忙的工作中发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闪光之处。我想用几点笔墨记录下我所看到和所感受到的点滴细节，并将此分享给朋友和同事们。

　　只要用心，家长的用药习惯也是可以重新培养的

　　7:30 的建卡挂号大厅，早已排起了长队，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位家长，都在焦急地张望着前面小小的窗口。门诊各楼层已挤满了等待看病和检查的家长，依旧是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哭闹声和熟悉的医生与家长的对话，当我穿上白大褂坐在钱主任旁边时，一下子找到了医生的感觉。病人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诊室，每个孩子身边至少都会有两个大人，一下子就把不大的诊室充满了。“宝贝，张大嘴”，在钱主任和蔼的声音中，两三岁的小宝宝居然一个个都乖乖地张开嘴让钱阿姨看嗓子。一边是家长焦急地询问病情，一边是钱主任耐心地解答和指导，这样一幅看起来在医院中非常普通的画面，在我看来是如此的温馨和优美。

　　我发现，几乎每个家长都会要求钱主任开点消炎药，或者告诉钱主任他们在当地用过多少消炎药。但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孩子都被钱主任告知不需要用抗生素，或者不用打点滴，有一个患儿钱主任只开了20 多元的咳嗽药。有的家长显然对不再吃消炎药有些疑惑，但经过钱主任的耐心解释，家长大多高兴接受。于是我在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多开抗生素已经成为许多医生的一种惯性行为，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医生培养出了一大批抗生素的“依赖”者，这种依赖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患者和医生都不约而同地养成了不开抗生素就不算看病的习惯，殊不知，这种习惯的可怕性不在于我们养活了多少药商，而在于国人的身体素质如果长期在抗生素中泡大，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今天钱主任的行为让我明白，只要医生本着责任心和爱心医治患者，多数患者和家属其实是可以被引导到科学施治轨道上来的，关键是愿不愿意，而不是能不能。

　　家长的选择与政府的期盼怎么合拍

　　我发现自己选择钱主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都是儿科医生出身，所以钱主任诊疗中不时地向我介绍着患儿的情况，遇到症状明显的，还让我听一听呼吸音，着实过了一把瘾。此时，走进一对小夫妻，他们是从东北赶过来的，排了一个半小时挂号，又排了一个小时候诊，终于看上了。他们是带4 个月大的孩子来看咳嗽的，但极具经验的钱主任在仔细检查后，高度怀疑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即刻拍了胸片，约了心超，后来的检查初步证实了她的判断，孩子的心脏已经很大，如果再耽误了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了。3 个小时的出诊，她一共看了32 个患儿，没喝一口水。她告我这在医院看的算是少的，很多医生必须要看100 多个孩子，用她的话说：“不看这么多不行，患儿太多了”。是呀，面对每天逾万的门诊量和太多家长期待的眼神，有多少医生才能满足需求？我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粗粗统计了一下，单说到钱主任专家门诊就诊的孩子，大约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孩子只是普通的感冒、咽炎，在其他综合医院儿科，甚至是在社区医院完全可以解决，但更多的家长哪怕排长队也一定要选择儿童专科医院。想想我们综合医院的儿科医生从事管理和流失的是最多的，因为病人少、亏损，不少综合医院儿科几度萎缩甚至关张。这几年卫生局为了缓解儿童看病难问题也算是下了大力气，要求二级以上医院都要设置儿科门诊，医院也照办了，可几年下来，综合医院的儿科不景气的现象与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我想关键在于家长的心态。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是”大病”而选择专科医院。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是多建几所儿童医院还是继续把综合医院儿科做大做强？这是留给政府的问答题，也是留给家长的选择题。

　　没有家长陪伴的孩子依然是个宝

　　8 月14 日上午，我来到了PICU 病房。这里是收治全院最危重病儿的地方，估计也应该是医务人员最多的病房。一上班，医生、护士、进修生、实习生、研究生、轮转的住院医师，几十号身穿嫩粉色工作服的人站在楼道中交班，甚是壮观。时隔20 多年，过去一起战斗过的姐妹基本不在这里了，代之以十分年轻的面庞。

　　交完班，我随医生队伍走进重症病房，这里没有孩子的哭闹声，因为大多数孩子都插着呼吸机，只能听到呼吸机”呼哧呼哧”有节律的送气声和偶尔的监护仪报警声。坠楼的、溺水的、脑炎的、心肌炎的……一个个小生命在这里等待，偶尔挥动的小手就像是召唤医生们快快来救他。走进隔壁病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是恢复期的孩子，两个几岁大的女孩子在哭着找妈妈，一个男孩子在默默地看着她们，还有两三个更小的婴儿在哭着等奶吃，好生热闹。这样的哭闹声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一个刚刚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孩子来说，珍贵之极，仿若交响乐般动听。

　　趁钱主任准备查房病历的档口，我在病房转了一圈。此时小护士们正在忙碌着为孩子们洗澡、更衣。只见一个护士麻利地把一个孩子抱过来，将头放在水龙头下，迅速地洗着。我凑上去问院“你们多长时间给他们洗一次”？回答院“每天都洗”。说话的档，她已经给孩子洗好了头，让孩子坐在大池子中开始洗身体。细细看了看护士，年纪轻轻，一定还没有做母亲，甚至没有结婚，可从事了这个职业，让她早早地学会了照顾孩子。那一边，两个护士正在为一个插管的孩子更换衣服和床单，这也是每日必修课。床上粘贴着一张纸条院“患儿痰多，请大家注意做好气道管理”。一个小护士在为一个婴儿换尿布，一边操作一边口中喃喃地说着：“宝贝，给你换尿布啦，多舒服呀”，小宝宝十分配合地伸了一下懒腰，我想他一定

　　是听到了这亲切的话语，感受到了温暖和舒适吧。“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忽然想起了这句歌词，这些没有家长陪伴的重症患儿在这里并不孤单，他们不仅是自己父母的宝，在ICU，在这些可爱的天使眼中，他们依然是大家的宝。

　　沟通还是最重要的

　　重症监护病房，一定也是医疗纠纷最多的地方。在进入病房前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做了几年的信访工作，使我对医疗纠纷十分敏感，也特别想了解这些危重病儿家庭的纠纷情况以及医生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周涛，是钱主任手下的一位能干的男医生，主任医师。正当我四处观察之际，恰逢一个重度脑炎、感染性休克的患儿家长来了，于是跟随他一起给家长交代病情。这是一家从河北赶来的家庭，五六口人，周大夫一边介绍病情，年轻的妈妈在哭泣，知道孩子很重，一家人情绪都很沮丧，同时也以一种万分期待的目光看着医生。我知道，他们是想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孩子的好消息，哪怕是一点点，也足以让他们燃气希望。周大夫如实跟家长说，尽管他们已经尽全力抢救，但可惜孩子的病情实在太重，抢救的结果很可能会人财两空，请家长抉择。这真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选择题，一边是十月怀胎出生的亲生骨肉，一边是高额的抢救治疗费用可能无法承担。我真的不忍心去仔细看家长那充满矛盾的眼神。周涛大夫对家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院“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抢救的”，踏实而有力量。整个过程，家长除了伤心，没有一个人对医生的诊疗提出任何异议，只是说家里商量一下再给答复。家长出去了，我连忙问周大夫院“你们的纠纷多吗？是不是很头疼”？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尽管他们的病人都是重症，但真正引发的医疗纠纷并不多。“为什么”？我追问到。“两个字：沟通。因为我们都是重症病人，所以交代病情非常频繁，给家长分析利弊，随时如实告诉孩子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只有这样，家长才会信任我们，才不会因为突然的病情变化引发纠纷”。是的，医生其实不仅仅是一份技术性很强的职业，而应该是集社会学、人文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一身的崇高职业。只有我们时刻把患者和家属放在心里，加强沟通和交流，患者才能从心里信任我们，医患关系才能更加和谐。

　　鸡蛋里也要挑骨头，80后的医生应该怎样培养

　　10 点，钱主任组织查房。此次提交主任查房的是一个重度病毒感染引发脑死亡的患儿。在听完住院医师的汇报后，钱主任对病情和治疗方案做了分析和阐述，随后，她又拿起病历夹对大家说院“我仔细查看了病历，发现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给大家强调，要引起注意”。其中提到了医嘱问题、病历书写不规范问题、如何分析化验结果问题等等，有的看似很细小的错误也被她的慧眼找了出来。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她对体格检查与辅助检查关系应该如何对待的论述，体格检查是医生的基本功，从大学到住院医师，考得最多的就是这项，充分说明对病人最基础的检查在疾病诊治中有多重要。她说，现在有的年轻医生过于依赖辅助检查，不再注重自己亲自观察病情和为患儿体检，但这些恰恰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医生判断病情的最重要依据。

　　查完房，我们边走边聊，她说现在的年轻医生大多是80 后，对于这些独生子女，培养方法也应该有所改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仔细观察能力。

　　而现在电子病历的出现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医生书写病历的负担，有利于病历总结和科研统计，但另一方面由于一些语言都是规范好的，所以有时年轻医生习惯于简单粘贴，但却忽略了突出本疾病的特征性描述。我想这是现代科学对传统医学方法的一种挑战吧，希望这些年轻医生能从钱主任身上更多地学到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更好地成长起来，成为医学大家。

　　钱素云，好医生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跟随她一天，忙碌而又充实，看着她详细地检查病儿、耐心地解释病情、温和地笑对家长、严厉地检查病历，每幅画面都平凡而温暖。从前自己做医生，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观察过同行，今天转变一个角色，却原来感动就在身边。

　　早上7:10 到病房，晚上6 点后才离开，遇到抢救便随时到医院，她的每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在门诊，她有电话不敢不接，因为那肯定是病房有抢救病儿需要向她请示。在病房，我看到她专心致志地检查下级大夫的病历时，脊背都有些弯曲了。我在想，现如今社会上对我们医务人员的评价并不高，不少人只要一说起大夫后面跟的一定是回扣、红包。医生，已成为一些患者离不开又不信任的职业，有爱又怨。其实，通过一天的体验让我感受到，让广大的群众和患者信任不是一件难事，社会需要弘扬正气，但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要做得足够好。什么是好医生？抗击非典时冲在一线的是好医生，平凡时期认真、尽责、充满爱心就是好医生，而这些特点我在钱主任身上真真地体会到了。

　　当我结束了一天的体验活动，心中为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感到欣慰，心里想的是今后要更多地为他们做些什么，让这些白衣天使们能够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